独角兽论坛思想的苇草

民主是天性还是文化特权？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5-13 14:40:00
作者：曹长青

今年3月下旬，中国官方“新华网”突然转载了一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的文章，题目是“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普世价值”。随后中国的各大网站像如获至宝，纷纷转载，因为由美国人说“西方民主”没有“普世价值”，那更有利于对中国民众的洗脑。
但随后就有细心人从美报上查到，该文的原标题是Is Democracy A Natural State Of Mankind?（民主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吗？），根本不是什么“西方民主并非人类普世价值”，显然是被有意“窜改”了标题。中国官方媒体的胆大包天、随意编造，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篇文章的作者哈克蒂（Tim Hackler，自由撰稿人，曾给两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做过新闻秘书）却触及一个当今争论的话题，那就是怎样看待民主。哈克蒂的文章开篇就引述了美国先贤杰佛逊和汉米尔顿当年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民主到底是人的本性带来的，还是外部文化决定的。

杰佛逊认为，“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世上的独裁者终将被推翻。” “受过足够教育和具有良好德行的普通人能够明智地自治。”而汉米尔顿则认为“人的本性中就有排斥自治所必需的智慧。”他认为杰佛逊的想法是“异想天开”。
汉米尔顿所以“悲观”，因为他观察到，在美国的选举中，“问题出在人民自己，而不是议员身上”，因民众不管怎样不满，最后还是“再投票给吸引我们最恶劣本性的煽动家”。

杰佛逊却坚信，“自由和民主”终将传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他在人生的最后一封信中，还希望美国的民主实验“成为唤起人类的信号”，粉碎那些人生来就是奴隶的思想枷锁，去争取和享受“自由”。

16年前，哈克蒂曾就此争论写过一篇文章，断言“美国和世界反映了两人的观点，但他们的论战并未决出胜负。”但在这次的文章中，哈克蒂做出了“裁判”：现在“汉米尔顿显然占了上风”。哈克蒂的理由是，“伊拉克战争的失败令人对此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中东和非洲的民主无望，因为它没有欧洲的启蒙文化背景。哈克蒂说，很多人都“倾向于汉米尔顿对人性的悲观观点”，并举例说，连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学者普莱特卡（Danielle Pletka）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也撰文说：“过去我曾坚信所有渴望自由的人一旦获得自由，就将很好地享用自由。但我错了，自由不是人的本性。”

哈克蒂的观点，在西方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强调只有欧洲文化和历史，才有民主的基因；而只有在这种文化下成长起来的人，才可能建立民主。而非洲、中东，以及亚洲儒家社会，因为没有欧洲文化背景，就难有民主。
但事实上，世界民主的发展现状，和哈克蒂等这类学者的说法完全不一样，今天全球的民主国家，不全都是在欧洲文化背景下产生；而是世界五大洲，到处都有民主的国家。

先看欧洲的原东欧共产国家，它们都曾长期处于以暴力和欺骗为核心的“共产文化”之中，并不是“启蒙文化”，但共产政权被推翻后，全部的东欧国家，不仅都成为了民主国家，并且很多都进行了第三次选举。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只有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民主才是真实而趋向稳定的。

美洲的情况更是如此，也都不是欧洲启蒙文化的历史背景，但35个美洲国家，现在除了共产古巴之外，34国都实行了多党选举。如果老独裁者卡斯特罗死后，古巴也走向民主，那么美洲将步欧洲后尘，成为全球第二个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的洲际大陆。
即使在哈克蒂等视为“民主无望”的非洲，也是民主之风劲吹。四月初，在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败选、并拒绝放权而成为全球媒体焦点之际，被称为“非洲瑞士” 的博茨瓦那，则再次权力和平转移。而该国自1966年独立以来，一直都实行定期的民主选举。根据“世界银行”几年前的统计，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已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南非》杂志发行人马拉拉（Justice Malala）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非洲的民主”说，“不要看低了非洲”。

在亚洲，印度教和伊斯兰教背景的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神道教为主的日本，成为亚洲民主之冠。还有南韩、菲律宾、台湾、蒙古，甚至伊斯兰教的印度尼西亚，都成为民主国家。尤其儒家文化背景的台湾，最近又成功地第三次权力和平转移，它再次说明不管什么文化，都无法阻止人们要民主和自由。

世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主任普丁顿（Arch Puddington）最近发表了对专著《民主的美名》的书评，和哈克蒂的“悲观”相反，他认为民主“已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品牌”。“自由之家”从 1972年开始评全球国家自由度，那年才有44国是“自由的”，现在则扩至90国，增了一倍多。据统计，1800年，全球只有3个民主国家，到1900 年，才增至13个；二战结束时，全球民主国家才20个，而今天，则增至120多个，占全球六成以上。

哈克蒂在文章结尾仍悲观地说：“民主是不是人类的自然状态？美国是否能确保民主持续下去？我们时代的一个标志在于，我们无法确定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上面列举的事实，这些人类民主蓬勃发展的明显“标志”，早就已经给了真实的“答案”。尤其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土耳其等四国都生活在民选制度下的穆斯林（占全球一半以上），还有那千千万万伊拉克人在按手印投票之后高举的紫色手指，都是在向哈克蒂等西方左派的歧视论说“不”！

2008年4月12日写于美国
——转自台湾《看》杂志第010期http://www.watchinese.com/
高调民主与道德乌托邦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5-12 19:45:00
作者：胡昌明
每次翻开烫着让•雅克•卢梭名字的书，都象是走进了一座令人头晕目眩的花园，不知该陶醉于鲜红的玫瑰还是惊惧于美丽花瓣下的毒刺和被它扎出的淋淋鲜血。

马丁•路德举起宗教改革的大旗后，欧洲大陆上上帝消隐，神性退逝，以伏尔泰为首的法国启蒙运动正轰轰烈烈的把人从神的光环下解放出来。这一事业却搅动了一个敏感、孤寂，又自恃高贵的心灵，让•雅克•卢梭，不忍于道德的堕落，神性的湮灭，他“试图以人的神性来接管此岸秩序，在上帝的废墟中托起一幢美德的大厦，于是有了自然状态的赞美，社会堕落的哀叹；有了《社会契约论》和罗伯斯庇尔的叫嚣，有了高调民主与道德乌托邦的媾和。

一、 民主的高低与评价
新世纪是民主的世纪，各种名目的民主闻风而行，真正有意义的分类却并不多见，其中或许有海外学者张灏所称的高调民主观和低调民主观。义如其名，高低两种民主的真义却大相径庭。

高低两种民主真正的所指是法国式的理性主义民主观和英美式的经验主义民主观。经验主义民主观认为民主并非以实现道德理想为目标，而恰恰是针对人性的负面性、有限性而构想的制度。这种民主没有什么崇高的目标，它只是一套为了防止权利滥用而采取的以恶制恶的制衡体制。理性主义民主观则以至善论为基础。至善论一方面对人性抱有天真的信任，另一方面，至善论设定终极的道德理想――至善天国。这样理性主义民主观把民主建立在对人性的天真信任的基础上，视之为实现至善的道德理想而产生的制度。卢梭的民主观正是这种民主理念的典型例证 。

卢梭这种高调民主在运作上表现为支持、褒扬直接民主制二否弃间接民主制（即代议制）。他在《社会契约论》中猛烈抨击代议制，认为代议制起源于封建政府，起源于那种使人类屈辱并使“人”这个名称丧失尊严的，既罪恶而又荒谬的政府制度 。而对英国的代议制他又批评到：“英国人民自以为是自由的；他们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只在选举国会议员的期间，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

他相信民主是要有每个公民自己直接参与的，代议制的恶劣就如同出钱购买雇佣兵毫无二致。由于懒惰和金钱的缘故他们便终于有了可以奴役自己祖国的军人和可以出卖自己祖国的代表 。其中的逻辑是主权在本质上是有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决不可以代表的 。被代表了的公共意志就不是人民的意志，人民也就失去了自由。“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里，一切都是由公民亲手来做 。”因为自由意味着自主，而代议制恰恰是由某些人代表人民行使政府职权，人民在本质上丧失了自主 。

而卢梭心目中的直接民主，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重合，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的代表 。为此他抨击精英文化，推崇大众文化。在成名作《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中卢梭就主张科学知识和艺术的进步与道德的倒退与堕落同步，因此要恢复道德，高扬道德的旗帜只有回到人类文明的起点，在人类空白的起点上才能写出最美丽的蓝图！因此他推崇希腊文化，“那里，凡是人民所需要做的事情，都由人民自己来做；他们不断地在广场上集会 。”在古代的共和国里，而且甚至于在古代的君主国里，人民是从不曾有过代表的，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名词 。其次，他不重视抑恶的制度，反而推崇乡村民间的道德监督。那里每一个人等生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生来就是其他人的监督者。那些，警察能够监督每一个人，制约人的规范必须遵守 。因此卢梭欣赏的是小国寡民中的熟人社会，人完全暴露于他人的“眼皮底下”，没有任何隐私所以要求每个人都是道德高尚之辈，人与人之间没有制度只有道德来加以保证，对于政治权力概莫能外，也是由道德保证，由每个人进行参与。

高调民主的另一个主张是：把民主本身视为某种道德的理想境界，或者等同于传统的大同社会；并且把民主与革命或者解放相勾连，视民主为实现某种理想目标或者目的的过程、手段 。卢梭的民主就是把彼岸世界的美德拉到此岸世界的产物：他的理论包装的是历史复古主义的悲观色彩，其内在的填料却是一种可燃可爆的道德理想主义：重建道德共同体，重建世俗社会、政治结构、文明规范 。他所念兹在兹的也是一种超凡入圣的道德境界，没有上帝却有神性的道德共和国 。这种把民主与崇高与道德与乌托邦相勾连的思路，就是为民主设立目的，把民主作为社会变革手段的思路。它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 。而思想家顾准给出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所以民主是与不断进步相连结着的，而不是和某个目的相连结着的 。这难道不恰恰是针对赋予民主过高的要求，过多意义，追求高尚，追求道德乌托邦的卢梭分子的一剂猛药？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相互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还有什么意思呢 ？ 进一步的阐述不仅道出了高调民主的危险与可怕，更把“终极民主”釜底抽薪。否认了人为设计和实现“终极目的”的伟大意义！

二、 道德乌托邦与高调民主
卢梭的高调民主正是起源于其道德的理想主义和对乌托邦的幻想，而道德乌托邦在政治实践上，必然会导致高调民主，直接民主制。那么在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又是如何将两者相勾连的呢，两者的内在联系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从卢梭的生活起点――日内瓦――一个政教合一，有着整齐划一的道德风尚的袖珍道德理想国开始――这是卢梭一生的精神家园。当时的欧洲正日益世俗化，血液中与生俱来的躁动使卢梭不安于这种文明带来的精神萎靡。他痛斥巴黎的喧嚣和繁华，他甚至痛斥整个欧洲文明，宁愿退回他的精神圣地――日内瓦，那里有一种高尚的道德风化吸引着他的灵魂！
从这里开始，卢梭就走上了对人类文明、历史进步的反叛之路。现实世界与精神家园的巨大反差使得那颗敏感的心深深的不安，因而卢梭举起了现实世界的手术刀，例如，他认为在剧院里，舞台是观众和演员之间的“间隔”（distance），是插在观赏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他者”（otherness） 。在卢梭眼里这是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是文明造成的祸害。

另一方面，他努力寻找现实世界权威的合法性：在《社会契约论》的第一至第五章，卢梭逐一检点了他的前代人、同时代人对政治权力的各种论点，结果发现：从格老秀斯到孟德斯鸠，所有的理论要么直接承认权力的天然合法性，要么以历史形成的经验事实来间接承认权力的合法性。而对卢梭来说，如此论证权力的合法性，本身就属非法，是一种没有合法性的合法性理论，因为它剥夺了人的道德追问，取消了人的自由选择 。因此，卢梭努力寻找他自己所设计的第三种合法性，而又因为他自己不屑于现实世界，因此他只能求诸于未来，一个没有历史没有时间的所在，在“扭结地面并抛弃一切陈旧的材料”（朱学勤语）后才得出他的合法性形态。

又因为卢梭的社会观是“性恶论”的社会观，他对社会发展持有强烈的不信任，对社会的历史全盘的否弃；因此，他的道德理想国只能是卡笛尔似的理性建构，这个没有历史和经济根基的乌托邦要寻找它的合法性，则只能皈依到高调民主，直接民主的门下，真正的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构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自主。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任何他人强加于我的决定对我只能是一种奴役 。要实现“我只应服从我自己的良心、自己的决定在卢梭看来，没有公意，没有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很好地表达公意，……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 。

总之，卢梭对现实世界的否定一方面摧毁了历史，使道德乌托邦能够在一片“空白”上重建，一方面又引出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追求建立在全民基础上的高调民主。

那么把人的头脑中理性构想的道德乌托邦拉到此岸世界，着力于现实又有何害处呢？
首先，个人之消灭。按照上文的思路，卢梭批判“旧世界”，建立高尚的新世界是从乌托邦，是从公意的表达入手的。因为公意就是这个乌托邦的合法性支柱。那么卢梭的公意到底是何物呢？“使意志得以公意化的与其说是投票的数目倒不如说是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这就证明了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都适用；并且，当它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它就会丧失它的天然公正性 。由此可见公意不是什么每个人的东西，而是“共同利益”和“全体”。在现实中，上帝之上，人各有分殊，每个人也必有自己独特的利益与意志，当他们与公意，共同利益发生矛盾与冲突是何者为先呢，卢梭很明确地倾向于后者，“在一个完美的立法之下，个别的或个人的意志应该是毫无地位的，政府本身的团体意志应该是及其次要的，从而公意或者主权的意志永远应该是主导的，并且是其他一切意志的唯一规范 。毕竟卢梭的道德乌托邦，美德的追求是建立在公意之上的，他辛苦地论证现实社会的不公正，不合法，正是要在此重新规划社会和公德，岂容区区蝼蚁小民的利益挡道？而取消了个人，崇尚共同利益对于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它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自由之剥夺。卢梭也谈到了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他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为了消灭“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 然而，卢梭热衷于平等甚于自由，崇尚道德甚于权利，“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动中正义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 。”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正是把道德与政治相勾连，把自由置于道德之下，卢梭错把道德当成了自由，把不道德当作了道德，而把专制、强迫当成了他的乌托邦中的自由。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就恰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于是成就了他那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没有自由的自由和强制的自由！

最终，道德之沦丧。卢梭时时刻刻构想他的道德乌托邦，何以造成道德之沦丧？其症结正在于把道德无限的膨胀，将道德的触须深入私人的空间，自由的王国以及政治的领地，以至政教不分，天地合一。社会中膨胀的道德与人性中不曾克服之撒旦激烈撞击，无以统一，反而造成人性的分裂，道德之沦丧。

在常态情况下，政教合一，政社合一。政治国家的边界无限扩张，淹没市民社会，更淹没个人存在。此时可谓有道德国家熔铸一切，无市民社会利益分殊；在非常状况下，政治参与突然扩大，国家内部无制度层面可以吸纳、约束，能听任参与扩大走向参与爆炸，走上革命一途……两种局面，都是道德灾变（moralcatastrophe）――道德理想国的灾难性状态 。

刘军宁在他的《保守主义》中的一段可谓是对道德主义中造成道德败坏最好的批注：“乌托邦理想是千禧年的式的，福音式的，希望涤平旧秩序，用一种新的正义秩序来取代它，并最终实现正义和和平。它带着宗教式的狂热，厌烦温和的政治手段，特别仇视传统的法律与制度。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政治运动总是以发誓荡平小恶始，以招致史无前例的极恶终 。”

三、 如何消解道德乌托邦与民主制度的勾连
从上文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道德乌托邦是造成个人之消灭，自由之剥夺和道德之沦丧的滥觞。而没有政治制度，尤其是正当的民主制度约束的道德乌托邦更容易“异化成”道德湮灭的杀人王国。
真正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应该具有哪些因素？

第一， 与人类渐次进步的观念相连。真正的民主，也就是低调的民主制度，不为人类进步设立至善的天国和终极的目标，它认为知识是先辈的智慧点点滴滴积累而成，，而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通过世世代代的努力，一点一滴的积累、不断改善、进步的过程；“至善”只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永远达不到的目标。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主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无终结之日。 这种渐进的经验主义的知识观，不会去为人类设立什么至善国，乌托邦，它把目标放在很低的位置，逐渐改善现存的社会不足，以谦虚的日知其所无的方式逐渐向善。

第二， 民主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科学精神的特征在于，它不设定终极绝对真理，而是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增添新的东西；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承认权威，但反对权威主义 。不仅于此，科学的精神更是认识到人的知性的渺小，承认人类理性的界限的一种精神。因此靠理性来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总是有限的。靠理性能力设计未来的后果总是难以预测，这恰好说明了人类不应，也没有能力去设计什么伟大的乌托邦。

第三， 元为依据。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 。而正是“第一原因”和“终极目标”拔高了民主的功能与目标，在人间设立了权威和上帝，并且定下了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人间有了同一的语言，并且插上自封的正确的称号，以为成就了“天国”“至善的世界”。然而事实是，整齐划一的社会必定是违背人性的社会，强求一律本身将使社会发展失去动力。没有多样性，自由失去了基础，文化和社会生活也会随之陷于贫困。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的文明，如孔子所说：“同而不和的社会是人的社会，和而不同才是君子社会 。

提倡进步、科学、多元的民主的实质在于走出理性主义的高调民主的乌托邦，转向经验主义的低调民主，最终是要让民主与乌托邦相分离，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为一旦提出了用道德去管理世俗世界，用乌托邦去代替现实的民主制度，必然会要求国家控制人的内心、公共舆论、道德生活，建立意识形态，禁绝社团党派…… 也就是以道德的名义，用行政、国家手段对市民社会的大量入侵，“出现美德与恐怖相结合的专政 ”。

道德乌托邦和民主政治之间应该有一条边际界限，二者各有其位置和范围：前者从人性本善的高处进入，提供促进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价值理想；后者从人性本性本恶的低调进入，开辟防止权利滥用的制度约束。前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围，把握的是超验的应然界；后者属于政治学的领域，处理的是经验的实然界。以至善论为基础的高调民主理论之根本失误即在于抹杀二者的边际界限，以致道德理想越位，进入政治操作领域，结果是既牺牲了道德理想，又损害了民主政治 。
卢梭的失误和一切道德乌托邦的失误不在于追求道德和理想，只在于把道德作为生活中的一切，用道德去取消制度，用道德取消政府，最后也用道德取消了道德本身。

因此每一个谈道德的人必先明确道德的界限，把道德与哲学两分，与政治两分，政治哲学不等于政治学，理论上美伦美幻的制度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畅行无阻，道德乌托邦的存在，或许永远是人类的一个追求和目标，但它也只能是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一个理想，任何将它拉到此岸世界的企图终会导致道德理想国的覆灭！！！
今天我们捧读起卢梭不是为了把它从18世纪的坟墓中掘出，鞭笞他的灵魂，更不是将《社会契约论》奉为圭臬，而应该在陶醉于阵阵花香时，却不为毒刺所伤，看到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大屠戮在文明史上留下的累累伤痕，而警醒于鲜红的不一定是玫瑰也可能是人民的鲜血……

哈维尔：知识分子的责任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8-6-4 13:18:00
作者：哈维尔
译者：黄灿然

不久前一位很有学问的老人到布拉格探访我，我怀着钦佩之情倾听他的谈话。不久，我就听说他逝世了，他的名字叫做卡尔•波珀（Karl Popper）。他是一位环游世界的旅行者，曾经在新西兰这个国家目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战争–由纳粹狂暴的部族意识形态引发的战争。他在这里思虑世界的状态，并在这时写下他最重要的几本书。他显然受到新西兰群岛不同文化的人民和睦相处的影响，并自问，为什么开放社会这一理念如此难以战胜源源不绝的部族主义，由此他开始探究开放社会所有敌人的精神背景和他们的思想形态。

一

波珀那些受到丰富证据支持的基本批评的中的一个目标，是一种他称为“全面社会工程”的现象，他用这个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些企图，即：要在某种预先设想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完全彻底地在全球范围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意识形态自称弄通了历史发展的所有规律，并概括地、综合地、全面地描绘了一种最终可以实现所有这些规律的事态。波珀明确地指出，这种人类思考形态和行为只能导致极权主义。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可以证实波珀爵士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可以向你们提供数以千计的证据，证明生命的所有天然的现象如何遭到扼杀，而扼杀者却是以一种宣称世界会更美好的抽象、空谈的理论的名义来进行这种扼杀的。这不仅仅像我们所称的侵犯人权那么简单。这种强制执行的观点导致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政治和经济的毁灭。

波珀不赞成这种全面工程，他提出另一种渐进式的方法，旨在逐步改善人类共处的各种制度、机制和技术，以及在维持不断的和经验保持联系及不断丰富经验的情况下来改善这些制度、机制和技术。必须按照任何被证明的良好的、实际的、有必要的和有意义的东西来进行改善，不可妄自假设我们已经弄通世界上的所有事物，并自以为可以因此弄通所有有待弄通的事物以及懂得如何去改善它们。

在我国，对过去悲惨经历的一种可理解的反应是我们有时会碰到的这种意见，即如果可能，人都应该避免试图改变或改良这个世界，避免提出长远观念、战略计划或看法。这一切都被视为全面社会工程军械库的一部分。这种意见显然是大错特错的。矛盾的是，这种意见与波珀在那些自信已掌握历史规律并自认运用这种历史规律的人身上看到的宿命论有很多共通之处。这种宿命论以一种奇特理念的形式出现，这种理念认为，社会无非是一种机器，只要使它适当地启动，它就可永远自行运转。

我反对全面社会工程；然而，我拒绝给婴儿灌满洗澡水，并且我绝不认为人们都应该放弃不断寻找改善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途径。这是必须做的，即使他们仅能达到某一方面的改善，即使他们总要停下来看看到底是否适合作出这种改善，即使他们必须随时准备一旦经生活证明是错的，就应该予以修正。

最近我向一位哲学家朋友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先是有点疑惑，接着便试图说服我相信一种我从未否认的观点，即世界在其本质上一种全面的实体，其中一切都是互相关连的，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做任何事都会在另一个地方发生预想不到的影响，尽管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就连新近的后现代科学也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这位朋友这席话迫使我补充我所说的话甚至波珀所写的书。确实，社会、世界、宇宙自身是一种无限神秘的现象，由数以亿计的神秘内在联系维系着。明白这一切并谦虚地加以接受是一回事，但自以为是地相信人类或人类精神或理性可以完整地掌握和描述世界并从这种描述中得出改善的看法–这却是另一回事了。意识到所有活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是一回事，相信我们已完全弄通它却绝对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像波珀那样，我相信政治家或科学家或企业家或任何人都不应陷入这种徒劳的信仰，认为他们以一次行动就能够全面地掌握世界。在寻求改善世界时，人们必须万分谨慎和理智，要一步一步来，要时时注意每项改变实际上会产生的后果。然而，同时我也相信–这与波珀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有点不一样–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该意识到他们所能知道的所有全球性的互相联系，同时心中牢记这点，即在他们的知识之外，还有一种无限广阔的互相联系。我在所谓的高层政治领域的短暂逗留使我一再相信有必要采取这种态度。如果我们能够由头到尾，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更清楚地审视自己，看清楚超越于我们暂时性的或集团性的利益之上那种更广阔的内在联系，现在威胁世界的大部分危险以及它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相对有效地得到解决。当然，这种意识绝不可变成自以为是的乌托邦信念，以为只有我们才拥有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的整个真理。相反，这种意识应源自对这些内在联系及其神秘秩序的深刻而谦虚的尊敬。

二

我国当前正在进行一场有关知识分子角色的辩论：有关他们如何重要或如何危险，有关他们的独立性的程度，有关他们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介入政治。在某些时刻，这场辩论变得混乱，部分是因为“知识分子”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这场辩论与我刚谈到的问题有密切关系。

容我用几分钟时间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在我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物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唯一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我可否用这个词–来做的。就是说，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使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为普遍的问题；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事态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

如果我们接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就不会惊奇于很多知识分子做下了很多伤害世界的事。对整个世界怀有一种兴趣并对它怀有一种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知识分子经常受到诱惑，企图掌握整个世界，想全面地解释世界，并对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普遍的解决办法。没有耐心和出现精神短路是知识分子倾向于提出全面意识形态和屈服于极具诱惑性的全面社会工程威力的一般理由。难道大批独裁者甚至一些恐怖分子最初不都是知识分子吗？更不用说很多尽管并不制造或引进独裁，但由于比别人更容易幻想有一把消除人类苦难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钥匙而一再无法站起来反对独裁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的出卖”这句说正是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我国发生的很多反知识分子现象永远是针对这类知识分子的。这就是他们这种想法的来源，即认为知识分子是人类中很危险的物种。那些持这种看法的人所犯的错误与那些从截然反对社会主义计划走向反对观念性思考的人所犯的错误是相同的。

如果以为所有知识分子都服从于乌托邦主义或全面工程，那将是愚不可及的。过去和现在都有大批知识分子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事：他们意识到那更广阔的背景，以更富全球性的角度来看事物，承认全球性的神秘本质，并谦逊地听从于它。这些知识分子对世界所怀的日益强烈的责任感并没有使他们认同于某个意识形态，而是使他认同于人类、人类的尊严和人类前景。这些知识分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他们服膺宽容，与邪恶和暴力作斗争，推广人权，提倡他们的不可分割性。一句话，他们代表着“社会良心”。当地球彼端一个不知名的国家的人民遭到灭绝，或当儿童挨饿，他们不会坐视不理；他们也不会对全球暖化或眼看着下一代将过着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漠不关心。他们关心远方的原始森林的命运，关心人类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摧毁所有无法再造的资源，或广告、消费主义和电视上的血腥暴力故事这种全球性的独裁最终是否会导致人类走向彻底的白痴状态。

那么，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又如何？这里也有很多误解。我的看法很简单：看到乌托邦主义的知识分子，我们应抵制他们的迷人呼叫。如果他们进入政坛，我们要更少地相信他们。另一种知识分子–那些更留心与世界所有事物关系的人，那些以人性看待世界并且怀有日益强烈的责任感的人，那些为所有美好事物而奋斗的人–对这类知识分子我们应屏息聆听，无论他们是作为独立的批评家拿着一面很有必要的镜子审视政治和权力，还是直接介入政治。

这两种角色彼此很不一样。我的朋友蒂莫思•加尔顿•阿什在这方面的见解是很对的，我曾与他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好几年。但是，尽管这种看法是很清楚的，我们却不能因此以为这类知识分子只可在大学或媒体立足而禁止他们涉足政治领域。相反，我深信越多这种人直接介入政治，我们的世界就会越美好。就其本质而言，政治诱使那些置身其中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与下次选举有直接关系的短期问题上，而不是数百年后要发生的事情。它迫使他们追求集团利益而不是作为整体的人类社会的利益，讲一些人们喜欢听而不是人们不大愿意听的话，甚至小心翼翼地对待真理本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分子在政治中占一席之地的理由。这反而是一项挑战，即要尽可能多地把他们吸引到政治上来。毕竟，在决定全球性互相联系的文明的命运时，有谁比那些最强烈地意识到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最关心这种互相联系的人、那些对整个世界怀着最负责态度的人更有资格呢？ （ 1995年）

转自：独角兽论坛思想的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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